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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6:一场“姓社与姓资”的交锋(周瑞金口述)


一场“姓社与姓资”的交锋 

周瑞金口述  施宣圆采访  毕晓燕 皇甫秋实整理


    【事件回放】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人们不会忘记1991年羊年来临之时,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掀起了一场所谓“姓社与姓资”的争论。这四篇文章影响之大,不亚于当年拨乱反正时的“真理标准讨论”。“皇甫平”的名字也为世人所瞩目。周瑞金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是“皇甫平”文章的主要策划者和执笔者。一时间,他站到了一场有关中国未来命运的思想大交锋的风口浪尖。

文章出炉

    【提示】十三届七中全会之后,也就是在辛未年春节前,邓小平来到上海视察,并就改革开放问题作了诸多重要指示。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周瑞金在《新世说》栏目都要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此时的他感到仅仅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邓小平在上海视察的讲话精神。尔后的四篇文章掷地有声,人们或贬或褒,可谓一石击起千层浪

 

  正在这个历史关头,我听到了邓小平同志两个讲话的传达,精神为之振奋。一个是199012月下旬在召开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的前夕,邓小平找中央领导谈话。在这个谈话中,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要抓住时机,把经济搞上去。他认为改革开放还要继续推进,只有推进了改革开放,我们抵御和平演变的能力才会加强。而当时有人却认为改革开放容易给西方和平演变势力钻到空子,对我们实施和平演变。邓小平同志针对这个情况提出我们改革开放越深入,抵制这种所谓和平演变的能力就越强。他提出不要把市场和计划当作区分两种社会制度的标志,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这是在199012月底,邓小平同志的一次讲话。

  一个月后,也就是19911月下旬到2月中旬,这一段时间邓小平同志又到上海来过春节。邓小平同志从1988年开始就到上海来过春节,1991年是他在上海过的第四个春节。这一次和前三次不同,他不是在西郊宾馆和家人一起过春节,而是不断地去视察企业、参观工厂、听取汇报,特别是在新锦江旋转餐厅听取市委领导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汇报。众所周知,开发开放浦东是邓小平同志提议的,1990418号正式成为国务院批准的一个项目。在当时的形势下,邓小平同志考虑到要推动改革开放,只靠原来的“四个经济特区”不够了。他看中了上海,提出开发开放浦东,要搞一个高起点、高水平的改革开放试验区,以此来推动全国的改革开放。1991年春节小平同志到上海就非常关注浦东的开发开放,他在听取汇报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讲话。我当时看到材料,就感到邓小平同志在做改革开放的总动员时是极为动情的。他讲到:改革开放要讲几十年,我一个人讲还不够,全党都要讲,要讲几十年。现在不同意见总是存在,有的人无非害怕出问题。他认为在“六四风波”中,学生提了各种各样的口号,但是没有一条口号是反对改革开放的,这就说明改革开放是完全符合人心的,所以一定要抓住改革开放。而且他再一次提出不要一讲市场经济就认为是资本主义,一讲计划经济就认为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和计划都只是一种经济手段。他还讲到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一些,有的人不把外资企业当作民族企业,歧视他们,那是不对的。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是相互融合、相互融通的。如果不搞市场,连一点信息都得不到,又怎么能够发展经济呢?

  邓小平同志这两次重要的讲话精神让我觉得这些话不完全是对上海讲的,他是对全国做了一个改革开放新的发动工作。我们《解放日报》每年在过春节的时候都要写一篇小评论来贺新春,谈谈当前的形势。1991年春节前夕,我感到只写一篇小评论不足以传播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新思想。因此,我就找了我们评论部的负责人和上海市委研究室的一位处长,我们三个人在小年夜的时候一起研究写几篇评论,要把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传播出去。邓小平同志讲改革开放要讲几十年,全党都要讲,我想我们《解放日报》作为上海市委机关报,首先应该带头讲,这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于是我们立即赶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在1991215,即辛未羊年大年初一那天发表,文章题目就叫《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文章提出,1991年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交替点。12年一个轮回,12年前的羊年是1979年,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改革开放的元年。通过回顾这12年以来发生的重大变化,我们感到只有改革开放才是强国富民的惟一道路。我们所说的有幸福的今天和更加幸福的明天都靠改革开放。这些话如今看来非常平常,但在那时却让人们眼睛一亮。因为当时一片反对和平演变的声音,都在清查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有19个月没有这样谈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所以,我们这篇评论一出炉,即刻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评论里面提到“何以解忧,惟有改革”,“要把改革的旗帜举得更高”,“要以改革统帅我们全年的工作”,要把1991年当作“改革年”,都是有针对性的。这些话都是直接引自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同志的原话。这就是我们第一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放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

  过了二十几天,32,我们发表了第二篇“皇甫平”的文章,就是《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这篇评论是我们四篇文章的重点。该篇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底和1991年初两次谈话的重要精神,即改革开放在90年代的新思路,就是要搞市场经济。文章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经济手段,而非区分两种社会制度的标志。当时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点是批判两个化:一个是市场化,一个是私有化。我们这篇文章提倡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和批判市场化的文章完全对着干的。所以,反响很大,一些人有不同意见。但是,真正地引起对“皇甫平”公开批评,颇有些驳论意味的是第三篇文章,也就是322发表的《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这篇文章讲到了90年代要进一步扩大浦东的开发开放,应该引用一些类似自由港的特殊政策。比如,建立保税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对于这一类政策,我们要敢于冒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我们就迈不开改革开放的步子,坐失良机。后来一些报刊把我们这一段话歪曲了,说我们主张对改革开放不要问“姓社姓资”。其实,我们提出的是对改革开放中采取的“自由港”这类政策,不要随意地进行“姓社姓资”的诘难,文章并不是说整个改革开放不要问“姓社姓资”。但对方自以为真理在握,把我们这段话无限上纲加以批判。我们的第四篇文章,是4月中旬发表,标题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那时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同志在19913月的全国“两会”已经被选为国务院的副总理,上调中央工作了。我们就接过这个由头做文章,传达了江泽民同志在十三届七中全会讲话中讲到干部政策的一些精神。文章中引用了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的一段话。荀子在《大略》中说人才有四种,一是“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就是会讲话,又能够干事情,这样的人才是国宝。二是“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即话不会讲,但是事情做得很好,这样的人才就像是一个器具。这好比茶杯是一个器具,它不会讲话,但它可以用来喝茶,很好用,这一类人才是国器。三是“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所谓可用之才,他可以出点子、出主意,能够讲话,但是他不能够干实事,这种人也是国家的一种人才。只有第四种,“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这一类人是国妖。所以治国者,应该“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荀子这段话是江泽民同志在一个报告里引用的,我们加以阐述,结合改革开放实践,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索,勇于创新,勇于探索的闯将,要大胆地使用人民群众公认的、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而且做出政绩的干部。这一篇评论实际上是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干部的思想,也就是说改革开放需要大批改革开放的人才,这样的干部政策应该成为一种共识。

     215第一篇文章,到412的第四篇,我们大致每隔20天新发一篇。短短的两个月内,接连发表的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我们每一篇文章发表,几乎都有人打电话来询问“皇甫平”是谁,有什么背景。北京理论界、政界的许多人和一些读者对这几篇文章也非常关注,纷纷向《解放日报》驻北京办事处打听文章的背景。我在上海也接到很多外国驻中国的媒体的问询。几乎是各大通讯社,包括美联社,法新社,特别当时的塔斯社(苏联还没有解体)、路透社,都提出要对我进行采访,想要和我聊聊“皇甫平”的文章。港台的诸多媒体也都报道了“皇甫平”的文章,猜测文章的背景。他们认为这些文章是有来头的,可能是邓小平的思想。海外的媒体可说是异常敏感,各种猜测不断。但是有些猜测比较离谱,比如说“皇甫平”文章反映了上海和北京领导的矛盾,这是乱猜,我们只能一笑了之。与质疑、批判、猜测同行的是国内许多读者表示赞成的呼声。他们认为文章“吹来了一股改革开放的春风”,“讲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遭遇围攻

   

     

    【提示】“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得到许多读者的赞成和支持,同时引来了很多人的反对和攻击。最初提出反驳的是几个小刊物,如《当代思潮》、《真理的追求》、《高校理论战线》等。文章标题很醒目,如《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重提“姓资”与“姓社”》、《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等等,他们的观点和“皇甫平”文章针锋相对,批判调子很高,但基本上是过去大批判文章的翻版。令人奇怪的是,这些批判文章都没有点“皇甫平”的名,引用“皇甫平”文章的原话也没有注明出处。这实在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件怪事。

  

《解放日报》发表第一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

  那些批评我们的文章充满了火药味,无限上纲上线,指责我们“要把社会主义‘改’成资本主义,还不许别人区分姓资姓社,我们能说改革过程中不存在阶级斗争吗?” “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 “所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雾弹。”如果单看那些批评文章,那么“皇甫平”文章真是罪莫大焉,又是“引向资本主义道路”、“断送社会主义事业”,又是“精英们施放的烟雾弹”。有的还说:“主张改革开放不问姓社姓资的作者,你自己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气势汹汹,几乎要把我们打成“走资派”。

  其实,他们对“皇甫平”的文章也拿捏不定,就是确定也不确定。所谓确定,他们也知道“皇甫平”文章不可能是《解放日报》的意见,也绝不是《解放日报》几个作者的思想,肯定是有“来头”的。不确定的问题是他们不知如何看待这种“来头”。是否要针对这个“来头”,他们把握不住。上海在全国地位不一样,他们不敢直接点上海的名,但是明眼人一看都知道他们批判的是上海“皇甫平”的文章。后来,他们又把矛头直接指向“经济实用主义”、“庸俗生产力论”,这就不是批“皇甫平”,而是把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因为他们确定这些话肯定是来自邓小平同志。所以,他们当时批邓小平的理论,并不是不知道这些话是邓小平同志说的,而是以为邓小平同志退休了,现在到了主要是反对和平演变,而非讲改革开放的时候了。他们好像带有一种情绪,明知道“皇甫平”的文章不是一个报社的作者的观点,却和我们对着干。1991年本来想成为一个“改革年”,结果成为了改革的“交锋年”。这场交锋中,最先跳出来搦战的是《当代思潮》、《真理的追求》和《高校理论战线》几个小刊物,可后来《求是》杂志、《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这些权威性的媒体也纷纷出来“表态”,加入了围攻“皇甫平”的“大合唱”。

      在1991年那一场思想交锋之中,中央主要媒体发表文章支持“皇甫平”的只有一家,就是新华社的《半月谈》。他们发表了一篇评论,是从农村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说起,谈到不要给这种改革随便扣上“姓社”或“姓资”的帽子。《半月谈》就是从这一点肯定了“皇甫平”的文章。有意思的是,北京的批判文章“很客气”没有点“皇甫平”的名,可是却以此点了他们的名。

  【提示】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口诛笔伐、围攻鞭挞,“皇甫平”始终保持沉默,没有进行反击。

  这么多批判压过来,我们的思想压力之大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心里很踏实。因为“皇甫平”文章基本上是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我在19914月份,大致是23号,向上海市委三位领导交了一份报告。报告详细阐述了动笔写“皇甫平”这几篇文章的缘由,文章发表以后在群众中的反应,包括北京理论界的反应,有正面、有负面,以及海外媒体、港台媒体种种报道,有的是在挑拨离间,有的是妄加猜测,等等。各种情况,我都向市委领导一一作了汇报。此外,我还解释了这四篇文章之所以不送审的原因,即根据规定,社论和重要的评论员文章才要送审,而“皇甫平”文章是署名的评论,而非《解放日报》评论员文章,因此无须事先送审。我还表示,我们的目的是要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思想,为了不给市委添麻烦,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在市委领导的关心和保护下,我们坚持“不争论”,保持沉默,不予理睬,不写文章反击。

  我还给三位主要领导写了一封信。当时朱镕基同志已经调至北京,我的信给了吴邦国同志、黄菊同志和陈至立同志。对于这封信,他们都圈阅了,也没有批评我们文章有问题。同时,我还及时地把“皇甫平”文章的写作过程以及内容送给在“中办”工作的曾庆红同志,请他向江泽民总书记汇报。我也没有听到他们对“皇甫平”文章本身有什么意见。唯一的意见无非是有的领导提出以后这类文章要先送审。所以我当时心里还是较为笃定的,这几篇评论应该没有什么政治问题。那些批评我们的人,抓住“姓社姓资”的问题大做文章,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左”的思想的表现。所以,邓小平同志在后来南巡讲话中提到那些理论家、政治家,认为他们不是右而是“左”。他们认为引进外资就是引进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观点都属于“左”的观点。

  【提示】这四篇文章发表后,不但“皇甫平”的背景让人纷纷猜疑,“皇甫平”这一名字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好奇。

  为什么我们要署名“皇甫平”呢?海外的媒体把“皇甫平”理解成“黄浦江评论”的谐音,黄浦江评论代表上海,故名“皇甫平”。他们能够这样理解也不错。但这个笔名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蕴意。我是浙江温州平阳人,说的是闽南话,“皇甫”中的“皇”在闽南话里和奉命的“奉”一个读音,所以这个“皇”字,就是奉命的意思。而“甫”并非读作“浦”,理解为“黄浦江”似乎显得牵强了一些。我原来也并没有想到黄浦江。“甫”在闽南话里和辅佐的“辅”读音也相同。“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这让人看来更为真实。“平”也并非是评论的“评”,而是邓小平的“平”。当时我用这个署名,真正深层的意思是:奉人民之命辅佐、宣传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新思想。这就是我们署名“皇甫平”的真实含义。

面对面的交锋

    【提示】如果说各个媒体批判“皇甫平”文章,还只是不点名批评,还只是“隔空喊话”,那么周瑞金所面对的直接“打上门来”的质问和批判也可谓是接二连三。从其亲身经历的这些面对面的较量,我们可以窥得当年思想交锋的激烈。

 

  我在北京理论界有一个朋友,他写了一篇文章,并通过《解放日报》的北京办事处转交给了我。他发话:只要《解放日报》登载他这篇文章,那就全当我们做了自我批评,北京也就不再发表批判“皇甫平”的文章了。文中有这么一段话:“笔者完全不能理解,‘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究竟符合党章的哪一条款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干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难道需要和可以改变吗?”我想,改革开放,是党的基本路线重要内容,本身就是党的纲领的一部分。我坚持改革开放,宣传改革开放,怎么会是违背党的纲领呢?我认为这一段话是文章的要害,他们否定“皇甫平”文章,是无限上纲。所以我向他提出只要这一段话删掉,就能上报。他当然不肯,后来这篇文章则登到其他报刊上了。这还是属于“战场喊话”。

  找上门来的也大有人在。当时《人民日报》一位社长来到上海,要找我谈话。我知道后,就向市委请示。市委领导马上和中央办公厅联系,了解到这位社长没有经过中央的批准,是自己来的。得知这是他私人的活动后,市委领导就让我随机应变地应付他。见面那天,那位社长摆出一付“官架子”,趾高气扬地来了。他责问我“皇甫平”的文章是谁授意写的,有什么背景。我说没有人授意,没有什么背景,是我自己决定发表的。我还告诉他,第三篇文章原来是本报一个理论作者写的,文章提到扩大开放的思想阻碍,我们是在他文稿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听我这么一说,那位社长就提出让我即刻向中央写个报告,“澄清”“皇甫平”文章撰写和发表的过程,即没有什么背景,也没有什么来头,完全是我自己搞出来的。他说如此一来,他回北京可以做工作,以后不再批判我们了。我感到很可笑。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一个堂堂的社长,难道不知道我们连续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四篇评论,会毫无根据吗?我能够随便按照个人的意见来写吗?那篇报告我没有写,但是,这位社长耍了一个两面的手法,他回去后又另搞了一套。

  19917月,江泽民同志发表了“七一”重要讲话。讲话里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市场和计划只是经济手段,不是区分两种制度标志的精神。可是,当时许多媒体在宣传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时都只是宣传反对和平演变,却没有宣传改革开放。江泽民同志对此说,“七一”讲话里大段的改革开放不宣传,却专门宣传反和平演变。他对媒体的这种做法是抱批评态度的。他说今后重点要宣传改革开放,不搞改革开放,我们站不住。根据江泽民同志的指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社论,准备于92见报。91日晚,这篇社论的摘要在中央电视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里播放了,摘要里讲到我们“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就要问姓社姓资”。江泽民总书记看到这个新闻联播,连夜打电话给中宣部部长,要他把《人民日报》第二天要见报的那篇社论中两处有关“要问姓社姓资”的文字删掉。这使得第二天见报的社论和前一天晚上在全国新闻联播播放的内容就不一样了。中央的机关报一篇社论有两个版本,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第二天舆论哗然,海外的媒体都抓住这桩事情大做文章。社论中两处添加的“要问姓社姓资”文字其实就是先前所提到的那位社长所为。到了9月底,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在这次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又指名道姓批评了《人民日报》海外版。批评缘由是,江泽民在纪念鲁迅的一次大会上做了讲话。《人民日报》海外版突出了其讲话中反和平演变,而淡化了江泽民同志讲的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照理,海外版对海外同胞宣传的应该是宣传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他们却本末倒置了。江泽民同志非常生气,就在那次会议上公开点名批评。这些都表明了江泽民同志对于当时这场思想交锋的鲜明态度。

  可当时有些人唱反和平演变的调门很高。中央党校办了一个“党建研究班”。这个“研究班”,不是研究如何通过改革开放,增强我们国家的实力,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以此来防止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而是大谈特谈怎么从意识形态领域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他们提出了一些不恰当的想法,形成一个“纪要”,要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甚至还建议中央成立“反和平演变委员会”,实际上就是想搞两个中心。这些后来都被江泽民总书记否定了。江泽民总书记说我们各级的党委本身就是反对和平演变的,为什么还要成立“反和平演变委员会”呢?从中央到各级省委都应该反对和平演变,这是属于党委工作职能的范畴,没有必要再成立一个“反和平演变委员会”。他们所谓的 “纪要”,送江泽民同志批阅,江泽民同志也不批,认为这个不符合中央的精神。

  当时,各个中央领导对“皇甫平”文章也有不同看法。19919月,中央一位领导到上海,在干部大会上严厉地批评了“皇甫平”文章,说是把全党思想搞乱了。他认为我们党好不容易统一到“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认识上来,现在“皇甫平”文章又提出要搞市场经济,不是把全党思想搞乱了吗?但是,一个月后,另一位中央领导来到上海,他对“皇甫平”表示支持。他用非常巧妙的比喻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说不解放思想先戴帽、定框框,很难办。就好像孩子还没有生下来,不知是男是女,何必要先起名字呢?可以看出,1991年围绕“皇甫平”文章的思想交锋,从上到下都卷进去了。

  【提示】在这场从上到下的交锋中,还有个不得不提的插曲。1991516,《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根据惯例,全国各大报基本上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唯独《解放日报》没有登。当时,上海市委有领导要求报社补登,可周瑞金拒绝了。

  大致是在516,《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本报评论员文章。整篇文章我看了之后,决定不登。我是有意不登的。因为这篇文章中提到的反和平演变与中央精神是不一致的。他所说的反和平演变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矛头指向知识分子,所以我决定不登。第二天市委召开中心学习组会议,一位市委领导同志提出《解放日报》应补登这篇评论,因为这篇评论员文章全国报纸都转载了,包括上海的《文汇报》都登了。建议一提出就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当时我发表看法说,我们现在不是不要反对和平演变,而是应该考虑如何反对。反对和平演变应主要在政治层面,在高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在党内进行反和平演变教育。现在这篇文章提出要筑起思想钢铁长城,反对和平演变,这是针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我认为这不符合中央的精神。另外筑起“钢铁长城”这个提法也不科学。如果市委认为需要《解放日报》发表一个反和平演变的文章,我们可以另外写。我还说,中央也没有规定《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地方报纸一定要转载,何况上海《文汇报》已经转载了,也不能说我们上海的报纸都不登。但是如果我们再重新写一篇反和平演变文章,海外的媒体就会认为上海报纸和《人民日报》对着干。经我这样一说,市委领导就统一思想不再要求我们补登,也无需再写了。

  其实,那时《人民日报》批判“皇甫平”批得很凶,我们没有反击。而不转载他们的文章,则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对他们一味地强调反和平演变观点进行抵制。在市委中心组学习会上,也有一些老领导出来说话,比如老领导陈国栋同志就说,反对和平演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中央应当发正式文件才对,怎么能让《人民日报》随便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来讲这么重大的问题呢?我记得当时陈沂同志还跑来对我说,你的意见是对的。所以,1991年“交锋年”许多人都被卷进了这场思想交锋,包括一些老干部也都出来表态。这是很有意思的。

责任编辑  殷之俊

(原载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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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皇甫平:“皇甫平”并非一个人,而是一个写作组的集体笔名。这个写作组包括三人,一为周瑞金;一为凌河,笔名“司马心”、“路人”,当时任职于解放日报评论部;一为施芝鸿,当时任职于中共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同时也是上海多家传媒的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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